中日金融博弈的历史背景 一、 中日金融博弈的历史背景 A、中日维新不同的国际环境 日本明治维新,使得日本在短期内实现了国力的飞速发展,使日本从东洋小国一跃成为列强之一,这样的结果让我们羡慕不已,中国近代史上的各次维新图强也是与这样的背景有关,但是我们的维新图强却是与日本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以往的各种分析专家都热衷于在中国内部找原因,限于简单的制度和政策层面,内因固然很重要,但是中国与日本的外部环境也非常关键,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都被列强的大炮打开了国门,都陷于列强控制的半殖民地状态,这样的外部列强的作用,实际上也是一个“内因”了,这里内因和外因实际上是对立统一,二者的界限是不明确的。 对于日本的维新,其国内是单民族的小国,国家没有多少财富的积累,天皇被神化有绝对的权威让国民无条件服从;中国是多民族的大国,领先世界千年,虽然已经落后于列强但是历史财富积累世界第一,而中国人数最多的汉族的地位却在满、蒙、藏、回四个少数民族之后,占人口约1%的满人占据统治权,皇帝虽然神化但是恢复汉族统治的造反威胁不断,这样的两个国家的内部条件是非常不同的,这样的不同就是日本即使是发达了,最多也只是列强,衰落了就是边缘荒岛;而中国这样的国家发达了是要压列强一头的超级大国,衰落了就是列强瓜分的大蛋糕,资源、利益、实惠巨大,这在世界上的土耳其、奥匈帝国等等就是这样的活生生的例子。所以中国崛起让列强担忧,中国的衰落让列强觊觎,而对于日本的崛起则是看看有没有利用价值,日本的衰落可以漠视不见,由此对于中日的维新图强,完全不是一个同样的立场和外部环境。 对于中国的人口和国土,当时中国的崛起会比任何一个欧洲强国大很多,所以当时1840年英国还有让睡狮醒来的担忧,所以对于中国的维新崛起,世界是充满担忧的,而且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中国人均占有资源如果提高一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就会少很多,中国当时虽然为弱国,但是上千年来远远领先世界的物质积累,中国还是世界第一的富国和国土前三、人口第一的大国,随时具备崛起的实力和物质基础,冒犯这样的国家,一朝该国崛起你不害怕吗?而日本的崛起,对于世界的稀释作用就没有中国这样大,日本也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而且世界利用日本在东亚的强大,在东亚限制中俄两个有条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国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进一步的,还可以通过日本的强大牟取大量利益。 纵观明治维新前夕,英国正忙于“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实现其二次鸦片战争的通商利益,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期间和战后恢复,而法国则处于普法战争的前夕,随后就陷于泥潭,这一切都给明治维新以极好的机遇。沙俄则因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败北, 1861年侵占对马岛又失利,元气大伤,在60—70年代初,它在远东的侵略对象主要是中国,对日本则没有实际利益图谋,可见,明治维新前夕的国际环境对日本极为有利。戊戌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则不同,列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对中国的争夺白热化,瓜分中国和武力干涉的叫嚣甚嚣尘上,实际危险也严重存在,甲午战后就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而战前日本维新快速发展的时候,中法战争、陕西回乱、天津教案、胡雪岩的金融危机、光绪亲政的暗斗等等中国影响经济发展的事件和战争不断。二战以后,美国扶持日本的崛起,一样是有美苏争霸,美国利用日本限制苏联的背景,而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世界却已经成为单极世界,任何能够威胁美国世界霸权的行为都会受到打压。 对于日本的维新成功,背后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日本举债发展也是基本国策,问题的关键是人家凭什么借给你这没有资源、没有工业、没有偿债安全保障的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家发展,人家看重你什么?背后的目的是什么?真正合理的解释只有是把它当作枪使,借助它来掠夺中国这样有资源有历史财富积累的国家,这样的间接渔利比自己的直接动武要高明得多,日本从维新开始就是一个列强掠夺中国的棋子,而日本的历史智慧侍奉大国的本事也很高,就如当年的遣唐使一样,马上与英国打得火热,大量的“遣英使”到英国学习了,就跟当年日本学习中国唐朝举国穿唐服一样,国民马上都穿英服(西服)剃英发(短发)了,对于东方民族服装发式的意义深远,是带有文化信仰性质的,就如中国当年的胡服骑射和改服剃发,那都是要大规模流血的;反之中国是数千年来的天朝大国一向以自己为中心,即使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各界也是以“重振以往的天朝神威、横扫外夷、以雪前耻”为目标和口号,对于西方是敌视的,对于洋人是憎恨的,这样的仇恨情况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这样的有经济财富基础的、敌视你的、只是现在没有能力直接反抗的国家,你要是列强会怎么办?自己对这样的国家万里远征和维持长期的军事存在,不如在这样的国家近邻扶持一个强国以削弱这样的国家的发展,使之永远没有与你抗衡的国力。所以日本维新被列强扶持就一点也不奇怪,而中国发展是列强一致要遏制的,因此扶持日本限制中国和通过日本掠夺中国就成为了列强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核心战略。因此日本维新的成功,外因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没有列强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日本根本没有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这与中国有千年的历史财富积累是完全不同的。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伊藤博文任大藏省少辅,第一件事就是力排众议,向英商借款100万镑(时值白银约400-500万两),修筑东京至横滨间的铁路。到甲午时期日本借款约5000万两白银,而整个北洋舰队的军舰造价才2000万两,这样的资本介入,对于日本开始维新时这样的小国穷国,是没有偿还担保的,而且日本借债的主要的投入是在军事方面,只有战争才有收回的可能,而日本能够用兵的地方傻瓜都可以看得明白,只有列强和金融资本的扶持才可能有日本当年与中国甲午战争的日本海军!如果日本甲午战争战败,将是那些投资日本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巨大损失,,而对于中国情况却是另外的样子,中国至甲午战前,清政府共借外债45笔,折合库平银4626万余两。这些外债战前已基本还清,从80年代中期算起,清政府每年支付外债的本息,一般都占财政总支出的3-6%,占海关税收的12-20%。中国是基本没有外债不依靠国际金融资本生存的,尤其是借洋债的胡雪岩被清算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人来借洋债发展了,清政府的财政紧张战前李鸿章要求拨付300万两的战争经费,实际到位只有18万两,所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关键就是经济力量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 相比之下甲午战争中,日本募集的公债达11,680万日元,而各国认购的公债就达到966万4900英镑(日元与库平银比价为1.4:1。〔日〕大藏大臣官房财政经济调查课编:战时财政经济参考资料第一辑,《日清日露两战役及世界大战に于け■我か战时财政》。),这样的巨款借给日本,等于就是国际金融资本已经完全押宝日本的胜利,如果日本失败,这些借款和债券就全部是垃圾债券甚至废纸了,这些资本的操作实际上就决定了世界列强的态度,这些列强在中日战争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甲午战前,中国岁入约银7,000余万两(《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八月。),日本岁入约1亿元(〔日〕仲小路彰:《日清战争》,昭和十四年世界创造社版,(上)页60。),按日元与库平银1.4:1的比率算(〔日〕《日清战争实记》,东京博文馆1894—1895年版,第八编,页77。),岁入大体与清廷持平。对于中国清朝的历史我们民族革命需要为了贬低清朝给清朝扣上了重税的帽子,但是我们清朝是十一税,也就是10%的税率(皇粮),而且由于土地数值的失真和腐败,实际征收率只有5%,中国的政府税收人均只有0.15两白银,社会人均收入是3两;而日本明治维新收回了武士阶层的土地的登记簿,把以前农民按"四公六民"政策要分给大名的"四成"收归政府,政府的税收率是40%,因此才可以在政府财政上与中国持平。而中国这样的低税收率和庞大的历史财富积累,让国际金融大鳄看到了腐肉的味道,我们的低税收率的背后是有掠夺的空间,秃鹰的大餐就要开始了,考虑到如果把税收率从5%涨到20%(当前国际上发达国家都超过这样的水平,中国目前约30%),就可以每年从中国掠夺一个马关条约的赔款数额,国际金融资本和列强支持日本的背后还有要在经济上赚取罪恶利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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